從生產廉價童裝到投資動畫片《今童王世界》，湖州今童王制衣有限公司(下稱“今童王”)的轉型之路反映出了整個浙江塊狀經濟的現實困境，這個長期以低成本工廠聚集地的民營經濟大省，希望能朝著生產具有更高價值的商品邁進。

　　1996年從家庭作坊起步的今童王已成為集兒童服裝產品研發、生產和經營為一體的童裝企業，今童王所在的湖州市織里鎮更是“中國童裝之都”，每年生產約4.5億件童裝，當地說法是“全國每四個兒童身上穿的童裝有一件是織里造”。

　　受益于龐大的市場需求和密集而完整的供應鏈，織里小鎮聚集了近20萬外來人口——或是在今童王這樣的童裝企業打工，或是扮演家庭作坊中“夫妻隊”角色。

　　從低門檻的打工到開“門面店”，再到開工廠，是織里過去30年的童裝產業生態，也造就了一大批童裝企業和個體老板，但近年高企的成本擠壓了低端制造的利潤，2011年10月26日發生的“抗稅風波”事件，或預示著上述模式的終結。

　　2012年5月13日，在“抗稅風波”7個月后，《財經日報》記者重訪織里鎮，昔日風波已恢復平靜，但打工仔的迷惘、“夫妻隊”的困惑，以及“大企業”躊躇中的愿景，仍是尚待觀察的迷局。

　　“大企業”轉型愿景

　　5月13日傍晚，細雨。織里路和吳興大道路口，是去年“抗稅風波”事件的一個分界點：往東是當日騷亂人群活動區域;往西大約一公里的珍貝路、棟梁路一帶，是織里鎮2006年開發的工業園區，也是織里童裝規模企業集中的地方。

　　織里童裝產業發展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初以生產繡花枕套為主。后因手工業的發達、水上交通的便利，家庭作坊式逐漸形成集鎮，終形成了以童裝產業為核心，原料供應、面料織造、產品研發設計等為輔的產業格局。

　　按照當地統計，織里鎮現有童裝企業12000多家，其中童裝制造企業7647家，配套企業4553家，規模企業47家，銷售收入已經突破180億元。

　　如果把織里童裝產業比作金字塔，“抗稅風波”中心的曉河村是塔底，聚集了成千上百家“夫妻隊”的門面店，占據塔尖的是那些規模童裝企業。

　　地方政府倡導的轉型升級方向是“大企業、大品牌、大市場”，事實是上述規模企業的年銷售收入多在2000萬元左右，2011年銷售過億的也只有兩家。

　　在阿祥路1166號，本報記者見到了布衣草人服飾有限公司董事長馬偉忠。他介紹說，這個廠房是2009年搬過來的，邊裝修邊生產。經過十余年打拼，布衣草人成為當地規模企業之一，且因較早試水電子商務頗受當地政府推崇。

　　簡單說就是在淘寶商城、QQ商城開網店。2009年，因高庫存和資金鏈斷裂，布衣草人陷入經營困境。壓力之下，馬偉忠嘗試利用網店銷售積壓產品，2009年5月開始，當年銷售額80萬元，2010年是290萬元，2011年上升到1300萬元。

　　“當時主要是甩庫存，略高于成本價出售，后來庫存甩完了，就開發了一些適合在網店銷售的產品。”馬偉忠說。2011年“抗稅風波”事件后，時任湖州市委書記孫文友率隊前來調研，認為這一模式代表了織里童裝產業未來。

　　在馬偉忠看來，網絡銷售渠道整合了產供銷鏈條，從單純的制造商到銷售商轉變，2012年的銷售目標是1.2億元。在制造業普遍萎縮的背景下，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增長計劃。

　　和大多數低端制造相似，一件童裝產品制造環節利潤只有15%左右，80%以上的利潤在前端的研發和后端的營銷環節。“微笑曲線”是童裝老板耳熟能詳的經濟名詞，向兩端要效益的策略是強調提高質量和打造品牌，制約因素是設計人才和信貸支撐短缺。

　　作為織里童裝龍頭企業的今童王則嘗試品牌化，2011年投資近千萬元和上海一家動畫設計公司拍攝《今童王世界》，打造“童裝+動漫”模式，強化品牌文化屬性。

　　今童王總經理朱新根告訴本報記者，品牌關鍵是要有特色，怎么樣讓孩子感到快樂，怎么樣讓孩子快樂地成長。

　　2011年，今童王銷售了76萬多件套童裝。“今年開始，公司的研發、設計、銷售都搬到了上海，便于留住吸引人才，織里以生產加工和物流為主。”朱新根說。

　　當轉型升級遭遇經濟下行，加劇了問題的復雜性。今年季度我國經濟增速只有8.1%，4月份大部分經濟數據也比預期要差，具體到個體企業，訂單減少、用工成本上升、負債率上升等都會給企業主帶來悲觀情緒。

　　“壞的形勢從去年11月開始。”朱新根說，受益于中國龐大的市場需求，堅持下來的童裝企業都會有發展空間，“中間涉足民間借貸的童裝老板，今年又返回來做童裝的影響很大，這種情況在織里蠻多的”。

　　一個產業，兩個群體

　　離開工業園區后，回到織里路和吳興大道路口，再往東拐到安泰路，不到500米的街道上有著近百家“門面店”：一般以四五層樓房為主，廠店結合，樓上為加工車間，一樓為店鋪，展示生產的各式童裝。

　　這樣的“門面店”又稱“夫妻隊”，整齊劃一，遍布織里。經過抗爭后，“機頭稅”降低到282元/臺，并規定5臺以下機器不征收，一些童裝老板還享受到了“返稅”待遇。

　　2011年“抗稅風波”發生后，引發了公眾對織里童裝產業集群下兩個群體的關注：一是已形成產業規模的童裝企業老板，二是處于產業鏈末端的“夫妻隊”。

　　“生意不咸不淡。”嘉興籍童裝老板肖荷告訴本報記者。一個破舊的練習本上記載著5月14日的業績，這天袁勇軍賣出了13筆約2000件褲子，多一天賣出4000件。單件批發價10元左右，每件可賺一兩塊錢。

　　肖荷的“門面店”置辦了20臺機器，雇用了20多名工人，主要做褲子，有7個款式。二樓窄小的車間被裁床、縫紉機和各色布料、線團擠壓得逼仄不堪，工人埋頭在機器前忙碌。

　　精明的童衣老板一旦發現流行的童衣款式，就會買回來作為樣品，并迅速拆解成一堆布塊和零件，負責進貨的員工只須掃一眼，就清楚該進哪種顏色、質地的面料和輔料。

　　織里的優勢是產業鏈配套齊全，方圓500米內，可以買到生產童裝的全部材料、配件。面料和輔料可當天時貨，裁床立即開動，一兩天后，批仿制品就會掛到店鋪里。若一個款式好賣，一個星期內，仿制品就會遍布整個童衣市場。

　　“小靚仔褲業”老板謝文原來是湖南省株洲市的童裝批發商，2011年在安泰路租了一間門店，置了21臺機器。她說，出多少賣多少，在這兒做一年能抵老家做三年。謝文的追趕目標是同一條街上的湖南老鄉袁勇軍，“他是做高端褲子的，一條能賺10塊錢”。

　　袁勇軍2005年來到織里，初是在老批發市場賣水貨，前幾年搬到安泰路，他做的褲子單件批發價25元左右，有南寧、武漢、杭州等地的一批穩定客戶。

　　“夫妻隊”的低門檻是扮演童裝產業鏈底端的“來料加工”環節。他們不打樣、不裁剪，只管從鎮上的童衣廠拿來成捆裁好的布料，加工成衣后交回，計件賺取加工費。散布在織里周邊的曉河、河西、軋村等各個村落中，有上千家之多。

　　“夫妻隊”的目標簡單而明確，從低檔次的門店換到高檔次門店，賺更多的錢。袁勇軍說，船小好掉頭，但船太小也難跑得遠，“來這兒都不想只是混吃混喝，我馬上要搬到金海岸紅門館一帶，那兒檔次更高”。

　　脫穎而出的幸運者總是少數，多數人還是墨守現狀或被市場淘汰。除了提前10年，馬偉忠初的經歷和“夫妻隊”并無兩樣，從門面店起家，置了5臺縫紉機，開始了夫妻創業。

　　據他回憶，創業初期，老婆擔任設計工作，自己騎著摩托車四處送貨，年底統計賺了4萬元，于是買了一輛小面的。大跨越是在2003年7月，搬到了新買的廠房，有四間門店，縫紉機也擴張到55臺。

　　“2003年之前生意都很好做，一年做三四個款式，一個款式能做七八萬件。”馬偉忠向本報記者追憶當年火爆的市場需求。

　　但微小的變化每天都在累積，織里童裝產業格局也逐漸發生分化。2005年是織里童裝供求市場發生轉變，征兆是經銷商開始有欠賬了。隨著市場趨于飽和，惡性競爭加劇，矛盾暗中醞釀，并在“抗稅風波”中爆發。

　　老集群新問題

　　2011年引發“抗稅風波”的那起車禍，不僅點燃了對稅收的不滿情緒，既而也引發了兩個群體的對立。梳理發現，當地童裝產業的轉型升級需求與低級加工制造的現實矛盾，是上述事件發生的深層原因。

　　“夫妻隊”多是以前童裝廠熟手。童裝老板沈云輝告訴本報記者，活多的時候，每天要干18個小時，雖然能賺到錢，但感覺不自由。這個20出頭的年輕人，厭倦了“吃飯狼吞虎咽，喝水爭分奪秒”的生活，兩年前和同樣在童裝廠打工的妻子決定單干，“從廠里拿貨回家干，干的活跟在廠里一樣，但是有人身自由，干多干少自己決定”。

　　因為不安于現狀，更多的工人加入到“夫妻隊”中。據朱新根介紹，每年有兩三千人從今童王、布衣草人這樣的童裝企業流出。這招來一些規模化童裝企業老板的非議，因為熟手都開“夫妻隊”了，工廠為了留住工人，必須提高工資待遇。

　　“工人工資五六千一個月，不只是給他們加薪，還要設法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宿舍安裝了空調，還修了衛生間。”朱新根說。記者走訪發現，高工資僅屬于裁剪工這樣的技術崗位或少數熟練車工，大多數車工的月收入普遍在三四千元間。

　　馬偉忠抱怨說，他們(指夫妻隊)買的是我們淘汰的設備，以加工為主，不管設計、銷售，沒有品質保證，而且常因訂單糾紛引發社會管理難題。

　　童裝老板們的非議有同業相斥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塊狀經濟面臨的發展弊端。在過去的30年里，浙江培育了織里童裝、紹興紡織、嵊州領帶、永康五金、瑞安汽摩配等多個塊狀經濟群。在經歷了初期粗放式的快速增長后，如織里童裝業的草根活力釋放已到盡頭，如何來延續經濟發展。

　　浙江的解決方案是塊狀經濟向產業集群轉變。理論上認為，塊狀經濟和產業集群的大區別在于，一個是自發產生，一個則是進行了科學的規劃發展。

　　事實上，近年來當地政府也一直在謀求對織里童裝產業提升，希望能夠通過扶植大企業來帶動產業升級，比如，建設織里中國童裝城、打造童裝及面輔料展示配送中心、提供配套服務的商務科技中心等，這些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2011年“抗稅風波”背后，也被普遍理解為當地政府借“稅收杠桿”調整市場格局，將“夫妻隊”形式的童衣加工作坊淘汰出局。但事件的突然發生，讓當地政府猝不及防。

　　5月13日下午，本報記者見到沈云輝時，他一只手牽著剛學會走路的女兒，一只手夾著廉價的香煙。他當過農民、在工廠打過工，兩年前在河西村開了自己的童裝作坊。在當地產業轉型升級的規劃中，他的家庭作坊似乎看不到未來，受租金成本上升和訂單減少的擠壓，“夫妻隊”的利潤非常微薄，能否生存下去都成問題。

　　一些“夫妻隊”成員重新回到企業打工，這從今童王的招工情況可以得到證實。據朱新根估計，如果流出去了3000人，因為形勢不好今年至少回流一半，緩解了招工荒，“2006年工廠淘汰的舊設備非常好賣，今年300元都沒有人要”。

　　樹挪死，人挪活。沈云輝計劃物色一個成本更低廉的地方重新開始，安徽的一些地方已在研究制定適合童裝產業發展的稅收和其他激勵政策。

　　在中國制造業向價值鏈高端攀爬過程中，不僅需要今童王這樣轉型探索，也無法完全拋棄沈云輝們的個體努力，以此緩解產業升級帶來的壓力和緊張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