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寶一哭鬧，我就要隨時停下來給她喂奶、換尿布。街上很少有母嬰室，只能躲在廁所角落、試衣間，甚至是公交車的后一排，隨便用什么衣服、披肩之類擋一下。”家住南京市郊的何女士自從當了哺乳媽媽，“完全考慮不了形象了”。據統計，2015年全國新生兒數量為1655萬，城市母嬰室關乎一個龐大群體，新手媽媽遭遇哺乳尷尬現象在全國各城市都存在。（05月08日《人民日報 》）

    公共場所母嬰室為何如此匱乏？一方面，這和公共場所建立母乳喂養室的法規有密切關系。母嬰室不屬于剛需，屢次修訂的《女職工保健工作規定》中，僅使用了“女職工人數較多”、“鼓勵單位建立”等較寬松的字眼予以要求，并且這一規定的約束對象僅局限于企事業單位，未將公共場所設施納入其中。很多公共設施建設規劃時沒有配備母嬰室的意識。另一方面，社會對公眾場所母乳喂養的認知不到位。有人認為專門開辟一塊免費空間眼前卻帶不來收益，會造成資源浪費 。并不知道或者不在乎母嬰室的社會利益以及長遠利益。

 其實，母嬰室稀缺的主因是城市文明的缺失。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活越來越富裕。再也不用為吃飯發愁，各種需求被激發。人們需要多樣化、精準化的服務。然而，社會文明建設卻滯后于經濟發展，并不能滿足人們需求。拿母嬰室來說，建造的成本并不高，程序也并不復雜，一塊嬰兒板、兩把椅子、三四平方米即可。能做而為什么不做？這體現商場、公園、醫院等單位的服務意識欠缺，體現城市管理者民本意識不足。而一些當眾“哺乳”事件，折射出社會缺的不僅僅是一個空間，缺的更是對新媽媽的一種尊重，對母愛的尊重。當眾“哺乳”，尷尬的不是新媽媽，而是城市管理者，是社會大眾，是城市文明。

    在“全面二孩”政策逐步落地和鼓勵母乳喂養的大環境下，必須要解決“哺乳”難。城市管理者需要制定更加清晰的標準，使《規定》更容易操作和監管，從規劃設計之初入手，從源頭上緩解公共場所母嬰室稀缺問題。婦聯或者工會等部們可以爭取更多社會資源，比如爭取母嬰用品廠家的支持，發展志愿者隊伍等。在一些育齡女職工較多的企事業單位，率先實行新規，然后將其影響力逐步向社會進行輻射。對于商場等單位可以采用道德高線、法規中線、法律底線去實現。愿母親們得到社會更寬容的尊重與對待，愿城市更加文明、和諧。（文/汪春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