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格?這個問題既很淺顯，也很哲學。按淺顯的說法，人格就是人的“德性”，是人的行為傾向和思想意識所表現出的人的品格;按哲學的說法，那就比較復雜了。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哲學家圍繞“人格”這兩個字寫了多少篇文章。我認為，對這個問題說得比較透徹的，還是心理學的老祖宗弗洛依德的理論。

　　藏在一個人身上的三個“我”

　　弗老先生有個很著名的三維人格結構理論。他說，一個人的人格分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個層次。“本我”是動物的我，自然的我，充滿了各種本能欲望的我，這個“我”按潛意識行事，是人類賴以生存、繁衍的原動力，行事遵循“快樂原則”，有點我行我素;“自我”是社會的我，文明化了的我，它按現實社會的規矩、規則，指導“本我”行事，讓“本我”既獲得滿足又避免傷害，它遵循的是“現實”原則;“超我”是精神的我，道德化了的我，大境界、大智慧的我，至善至美的我，它始終居于人格結構的高處，遵循的是“至善原則”。

　　藏在一個人身上的這三個“我”到底是什么關系?弗老先生又打了個比方，說“本我”像是拉車的馬，無拘無束，只顧往前奔跑;“自我”是那個駕車的馬夫，掌握著行車的方向;“超我”則是藏在車夫腦子里的意識、智慧，雖然無形無狀，卻能主宰全局。一個人，只有這三個“我”保持均衡，和諧相處，才有健康的人格，才能用正確的方法做正確的事;假若三個“我”不協調，或者三個“我”中少了“自我”、“超我”，任憑“本我”自由任性、橫行天下，那就不是健康的人格，其行為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企業家人格外化過程的基本特征

　　我這里不想評價弗洛依德人格理論的哲學意義，只想借助他的理論框架來理解、分析企業家人格外化過程中的某些基本特征。

　　先，我們可以把企業家的“本我”看做是人格化的資本獲取財富的原始沖動。這種原始沖動是天然的，與生俱來的，不可扼殺的。沒有獲取財富的原動力，社會不能進步，人類難以生存。改革開放之所以能解放生產力，就是順應了中國人民追求富裕生活的歷史趨勢。所以，改革開放這個大閘一開，獲取財富的愿望就形成了波濤洶涌的浪潮，一瀉千里，奔騰而來，呼嘯而去，形成無與倫比的歷史巨流。

　　但是，這種原生態的獲取財富的“本我”沖動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具有巨大的破壞性。讓“本我”赤裸裸的幽靈在人間自由行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為什么會出現“毒奶粉”事件?為什么煤礦的惡性安全事故屢禁不止?為什么官商勾結的腐敗案件會“前仆后繼”地延續?為什么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許多丑惡現象在21世紀的中國仍然不絕于耳?這一切都是由于獲取財富的方式背離了合理原則，背離了善的原則。所以，人類社會必須對“本我”無休止地滿足財富需求的行為加以限制和規范。

　　如何限制和規范呢?這就涉及到人格結構的第二個層面---“自我”的修煉。“本我”的外層是“自我”。從心理學的角度看，“自我”是一個人在意識上對外界環境和客觀現實的適應性和依從性。對企業經營者來說，“自我”是一個企業家對社會共同遵循的價值理念、行動準則的認同，以及對國家法律制度的服從。一條是道德紅線，一條是法律紅線，兩條紅線都不能越過。“自我”修煉的目標，就是要不斷地強化道德和法律意識，讓不違德、不違法成為自為、自覺的行動準則。借用文革時期的一句話，要把紅線原則“牢記在心坎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

　　“自我”的外層，是第三個層面——“超我”的修煉。 企業家的“超我”表現在哪里?表現在人文精神。有魅力的企業家是閃爍著人性光芒的企業家。“超我”是具有道德底線的“自我”的進一步升華。企業家辦企業、搞經營，離不開科學。管理科學100年，得益于西方工業文明的撫育，已經成為全世界企業家必修的課程。但是，上世紀末以來，管理科學遇到了的挑戰，比如，企業到底是誰的?為股東盈利是企業的目標嗎?社會責任是不是屬于企業的管理范疇?企業軟實力和硬實力是什么關系?人文精神在管理學領域的地位和表現形式是什么?等等。很多問題，傳統管理學沒說過，或者說得不清楚，或者有些內容根本就已經超出管理科學的范圍。

　　崇尚管理科學的企業家不能用管理科學解釋和解決實踐中遇到的新問題，為什么?原因就在于，科學本身就不可能解釋和解決人類遇到的所有問題，因為人類所擁有的知識和大自然、大宇宙的無比復雜性相比永遠處于不對稱狀態。更何況，科學用不好還可能對人類自身造成巨大破壞，比如原子彈、各種先進武器、克隆技術等等。所以，當今人類所面臨的很多問題，不是科學問題，而是哲學問題，價值觀問題，信仰問題。科學無能為力的地方，必須請教哲學，靠哲學來解決。哲學是人類面對所有問題的總智慧。而宗教是哲學的延續，它對現實社會、蕓蕓眾生大的吸引力，是從生命質量的角度提出了對人的“關懷”，這也是世界上所有宗教門派的共同訴求。而這一點也正是其他學說，包括傳統管理學所難以企及的。

　　有鑒于此，才有人提出“科學的是哲學，哲學的是宗教”的命題。一般說來，企業家的境界有多高，企業就能辦多大。辦企業辦到后，其實就是辦個“境界”，比的是企業家“超我”的修煉。“超我”的智慧照耀“自我”，“自我”的理性規范“本我”，三“我”合一，融于一體，是一種理想、健康的人格狀態，也是優秀企業家的精神追求。

　　企業家修煉的“選修課”和“必修課”

　　上面講到兩個級別的修煉，其中，以“自我”的覺悟約束“本我”的沖動是企業家必做的功課，不能逃避，不能遺漏，必須以無己無私的心態面對公眾和社會。必須強調，這一層修煉的及格分數線是100分，60分、80分、90分都不行，你就是少拿一分，都意味著經營過程中有違法和違德的事情作代價。你不能給自己留下道德空白和法律空白。第二個級別的修煉，以“超我”的智慧照耀“自我”和“本我”。我認為，這一層修煉是選修課，但這門選修課不是可有可無，而是應該大力倡導、鼓勵和推動。不能強迫所有企業家去進行“至善修煉”，這應該是企業家自覺自愿、心領神會的事。企業家的要務是做好企業，有超我智慧的企業家可以把企業做大做強做久，甚至進入世界500強。但不能否認，一個遵守法律和道德規范的企業家已經是一個及格的企業家。我相信，當一個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當一個企業家經歷了風風雨雨的磨練終于有所成就，他一定會向更高的人類文明的臺階邁進。至于能走多遠，能登多高，那要看他本人的造化。事實上，像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這樣的具有精神氣質的企業家，在全世界也是的。孫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國方略》一書中，開宗明義地說到，世界上的人分為三類，一類叫先知先覺，一類叫后知后覺，一類叫不知不覺。世界的進步，就是由先知先覺的人，去喚醒后知后覺的人，帶動不知不覺的人。我不知道他的論斷是不是符合唯物論，但有一個事實是明顯的，那就是，古往今來，無論哪個時代，總有少數“先知先覺”者，通過學習、修煉，思想高度、精神境界達到了他那個歷史時代的制高點，同時也給社會帶來精神的力量。

　　總之，從長遠來說，中國企業家的人格修煉應該在兩個層面同時進行，當前應以“自我”層面修煉為主，著力解決守法和守德兩大關鍵問題。

　　中國企業家的修煉之路還很長

　　中國企業家分為兩個隊伍，一是國有企業的企業家，二是民營企業的企業家。兩個隊伍之間，雖也有個別人的流動---且都是從國有到民營的單向流動---但基本上都是沿著自己的歷史軌跡和成長邏輯并行地、獨立地發展的。從研究的角度看，國有企業的企業家是“角色轉型”問題，民營企業的企業家則是“全程表演”，所以現在專家們研究中國企業家一般都以民營企業家作為典型對象。我們今天講的企業家，也以民營企業家為基本對象，而且主要是講那些自己擁有企業的企業家。

　　有趣的是，國有、民營這兩支企業家隊伍都是“斷代”生長起來的，沒爹沒娘，平地而生，平地而長。在他們的家譜上，沒有當企業家的祖宗的榮耀，甚至大都出身貧寒。30年以前，他們和所有中國人一樣，吃的都是地瓜、白菜，不像歐美富人企業家，顯赫家族動不動可以數到一百多年、甚至幾百年以前。中國企業家數來數去年齡充其量不過30歲。雖然孔夫子說過“30而立”，但畢竟離“知天命”、離“隨心所欲，不逾矩”還差得很遠。所以，中國企業家需要好好修煉。2009年初，我到上海拜見稻盛和夫先生，他告訴我，沒有經歷過經濟危機的企業不是成熟的企業，沒有經歷過經濟危機的企業家不是成熟的企業家。不談企業家的境界，單講企業家的能力，我們中國企業家要走的路也還很長。

　　中國企業家需要修煉的功課很多，比如，關于財富問題，名望功利問題，家族、家庭問題，企業使命和價值觀問題，相關者利益問題，社會責任問題，做企業和做人的問題，等等。其實，核心的還是對財富的態度。這是企業家不同于普通老百姓、必須誠實面對的一個獨特話題。社會對企業家的關心，不在于你擁有多少財富，而在于你的財富從哪里來，又用到哪里去。企業家自己經常要思考的，也是這兩個問題。財富的來源，可以看出你的“自我”修煉程度;財富的去處，則可以看出你“超我”的修煉程度。和財富保持適當的距離，超出財富看財富，也許會有意想不到的頓悟。大家看看松下幸之助和稻盛和夫的晚年，讀讀他們的著作，或許會有所啟示。

　　人格修煉靠自省，也靠外部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現今人類可以用來武裝思想的精神力量有兩大源流：一個來自西方，包括西方的近現代科學精神、源于古希臘的西方哲學，以及綿延五千年的西方神學;一個來自東方，主要是中國的儒家學說，道家學說，以及源于印度、興于中國、日本、東亞、南亞的佛教學說。中國企業家生于斯，長于斯，血管里流淌的就是東方文明所滋養的血液，理所當然地，他們的精神王國終都會回歸東方，回歸中國。他們也完全有可能從中華五千年的思想、文化源流中找到靈感，實現精神的涅。至于終的思想歸宿是在孔夫子那里?還是在老子那里?還是在釋迦牟尼那里?還是把先圣先賢們的智慧融于一爐，獨創出自己的精神園地?這些都應該允許有選擇的自由。重要的不是他們選擇誰，重要的是他們有了自己的精神歸宿，以大智慧實現“超我”的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