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整天，鄭爽的名字又一次霸占了熱搜，所有曾經喜歡或反感她的人，都很難不在心里問一句：這會是后一次嗎？

　　有媒體剛剛做了一項統計，2020年登上新浪微博熱搜次數多的二十個人，的是大洋彼岸的川普，熱搜常青樹鄭爽力壓一眾明星，排在第十一位。而2021年才過去半個月，鄭爽就被“前男友”張恒的一紙聲明，再一次送上了熱搜。

　　張恒的微博長文，辟謠了自己借高利貸、被列為執行人等消息，并甩出一則重磅消息：自己滯留美國，是為了照顧“兩個無辜的小生命”。正當網友讀罷這篇聲明，一頭霧水的時候，一連串爆料接踵而來：鄭爽曾與張恒在海外有過一段婚姻，兩個孩子經代孕出生，出生證的上母親一欄的名字疑為鄭爽。

　　也就是說，張恒所說的“滯留美國”“照顧兩個無辜生命”背后，有可能是作為生物學母親的鄭爽的棄養行為。昨天傍晚，一段錄音出現在網絡，其中疑似鄭爽及其父親的聲音一再強調，希望打掉代孕母親腹中的胎兒，似乎進一步坐實了此前的傳聞。

　　一時間，圍繞鄭爽的名字，揶揄者有之，痛心者有之，脫粉者有之，冷眼旁觀者有之，紛紛擾擾，眾聲喧嘩。其實，相比于“鄭爽是否會糊掉”，有關代孕的討論才更有可能誕生有價值的反思。回望2017年至今，國人有關代孕的討論不曾停止，在女性意識已經逐漸復蘇的2021年，類似的話題或許能衍生出新的意涵。

　　如同很多人所提到的那樣，在中國被明令禁止的代孕，在美國的很多州都是合法的。但縱使不違反法律，籠罩在“有償代孕”頭上的道德質疑，還是不能完全解除——

　　2014年，一對澳大利亞夫婦在泰國找一位代孕母親，誕下一對雙胞胎，因為雙胞胎中的男孩患有唐氏綜合征，這對夫妻只帶走了健康的女孩，男孩一直由代孕母親撫養。這一事件曝光后引起軒然大波，也促成泰國立法，禁止外國人代孕。

　　沒有女性天然愿意讓身體成為容器，愿意讓生育能力成為謀生技能，在社會階層差異、地區發展不均衡、性別歧視的大背景下，所有程序上的“自愿”，也都無奈地帶有了“被迫”的嫌疑。

　　有人找出徐靜蕾早先提及代孕的一段訪談：她稱自己已經凍了很多卵子，如果以后想要孩子“就去找個肚子”，身邊還有很多人這樣做……

　　如此代孕，儼然成為擁有財富、社會地位優勢的上層女性，對底層女性的殘酷剝削——或者說，類似的剝削已經在暗中發生過無數次。

　　2017年，鄭爽在自己的書里引用張愛玲《傾城之戀》中的一段話：“我們怕的不是身處的環境怎樣，遇見的人多么可恥，而是久而久之，我們已經無法將自己與他們界定開了。”

　　向來以直率自詡的鄭爽，還能完成對自身的這種界定嗎？

　　2013年，BBC紀錄片《代孕者：House of surrogates》拍攝的是內娜·帕特爾醫生的診所（Akanksha Infertility Clinic），以及診所里代孕母親們的生活。

　　印度的“代孕之家”。

　　處于社會邊緣的代孕行業越來越多地為人所知，印度商業代孕產業鏈因涉及醫療技術、女性權益、人性道德等問題，也變得飽受爭議。

　　有人毫不客氣地指出，曾被稱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印度，正在變成“代孕王國”。

　　2015年10月，印度醫學研究委員會（ICMR）發出了通告，禁止海外客戶在印度尋求商業代孕。

　　此舉遭到當地人民的抗議，他們擔心內娜·帕特爾醫生診所關門，自己就要生活不下去了，或者將“從事更艱巨的行業”，暗指性服務業。

　　內娜·帕特爾醫生說，以代孕產業維生的印度Anand地區，“起碼有5000個家庭依賴著代孕鏈生活”。

　　這些母親期待通過自己代孕，可以養家糊口、送自己的孩子上英語學校、還債、修一座屬于自己的大房子......代孕，能改變貧窮，所以從事代孕工作天經地義。

　　他們漂洋過海，只為借腹生子

　　內娜·帕特爾醫生的發跡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

　　1991年她所開的還是一個很普通的診所，筆代孕生意的成功，讓內娜·帕特爾醫生成為了印度的“送子觀音”。

　　內娜·帕特爾醫生的診所，以超高的成功率，已經實現了一千多起成功代孕案例。

　　世界各地的夫妻漂洋過海而來，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重金求子。

　　當然，遠道而來的人們也是有著自己的小算盤的。

　　他們選擇印度代孕，不僅僅是因為內娜·帕特爾診所的代孕成功率高，醫療設施相對齊備，更多的還有經濟因素。

　　在印度只要花上2.8萬-3萬美金，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孩子，而在歐美國家得到試管嬰兒，則會花三倍以上的成本!

　　此外，印度家庭已經默認了代孕行業的游戲規則，他們更加老實、貧窮和隱忍。

　　只要遵循協議，一手交錢，一手交孩子，此后兩家關系斷得一干二凈，代孕媽媽不會千里迢迢糾纏求子家庭。

　　“9個月后，你娩出的孩子跟你沒有關系。”

　　來自加拿大的芭芭拉和米歇爾夫婦，不能通過正常途徑懷孕，于是他們輾轉來到了印度找內娜·帕特爾醫生。

　　花了28萬美金得到了一個可愛的孩子，芭芭拉帶著孩子去市場買小小的衣服，帶孩子去公園玩......儼然是自己的孩子，所以芭芭拉感到非常幸福。

　　但是芭芭拉沒有奶水，印度代孕媽媽Edan還需要經常給孩子喂母乳。打心底說，Edan并沒有像冰冷的市場關系那樣，覺得自己生下來的只是一件商品，她對孩子的照顧是無微不至的。

　　等到孩子的護照辦下來時，也就到了孩子跟Edan分別的那一天。

　　芭芭拉和米歇爾打包好各種行李，臨上車前，Edan才含著淚水依依不舍地把孩子遞給加拿大夫妻，換來的不過是錢、禮節性的擁抱和一句“Thank you so much”。

　　同樣，當來自美國的Amy從代孕媽媽手中接過孩子，并馬上要把他帶回得克薩斯州時，虛弱的代孕媽媽從床上坐起來，反復叮囑Amy要照顧好他。

　　在代孕媽媽看來，畢竟這是她的子宮孕育的孩子，被活生生地切斷血緣關系，她感到強烈的失落感和不舍，淚水忍不住地滾下來。

　　“有一些沮喪，因為那個在我子宮里待了9個月的孩子，今天要走了。”

　　但是沒有辦法，簽訂了契約就要接受殘酷的游戲規則。

　　后代孕媽媽目送Amy抱著孩子離開，再一次跟Amy說要照顧好孩子。Amy頭也不回地走后，代孕媽媽才傷心地關上了門。

　　“請照顧好他。”

　　“如果不代孕，我沒法生活”

　　代孕產業的發展，每年都能給印度帶來一億英鎊的進賬，對當地人來說也是一筆不少的收入。

　　Anand地區的人們，都指望著這個行業生活。

　　如果懂一點英語，又會照顧孕婦，那可以在這里找到一個類似助產婆的工作；如果年輕，體力好，身體也健康，而且家里同意的情況下，婦女也可以通過協議成為一位代孕媽媽，然后住進內娜·帕特爾醫生的“代孕之家”。

　　眾多的丈夫沒有辦法養家的時候，就只能無奈地讓妻子給他人代孕，以此來養活自己的孩子。

　　他們試圖寬慰自己，他愛他的妻子和孩子，但現在只不過是出租一下女人的子宮，并沒有做什么過分的事情。

　　Vasahti是一位代孕媽媽，她有一個聰明的兒子和可愛的女兒，孩子們通常也會跟著她丈夫一起，每周走12公里到代孕之家去看她。

　　“我想盡快回家。”

　　Vasahti的丈夫每個月掙大概40美元，卻要養活一家七口人。因為Vasahti的嫂嫂一家子也跟他們同住，租來的小屋子顯得擁擠不堪。

　　“每個月40美元，還要付房租、水、電、氣。”

　　他們急需要錢送孩子們去讀英語學校，還有在敞亮的地方修座大房子，于是Vasahti做了代孕媽媽。

　　盡管一次代孕需要花上28萬-38萬美元，但經過層層抽成，實際上代孕媽媽到手的錢卻是6千美元，有的人甚至連6千都不到。

　　代孕媽媽說道：“我自己的兒子7歲了，女兒5歲。”

　　當然，代孕之家的婦女們有時候也會聚在一起，抱怨各種事物，比如薪水少。

　　內娜·帕特爾醫生告訴她們，出了這個門，你在印度再也找不到如此收入的工作了，你就算出去租個房子自己生產，每個月都要花上一萬多美元，況且這里還有良好齊備的醫療設施。

　　抱怨歸抱怨，代孕媽媽們非常清楚，對當地家庭來說這些錢無疑是一筆巨款了。

　　如果單靠男人謀生，這筆錢需要掙一年，而女人只花九個月。

　　她們聊起男人：“他賺不到錢，他要去偷竊。”

　　聚在診所里的代孕媽媽，有的是次代孕，有的已經是經驗豐富的老手。她們花九個月的時間，為漂洋過海來印度的外國夫妻進行代孕。

　　拿到錢后，再眼睜睜地看著剛出生的孩子被抱走，此生都不會再見。

　　更慘的是，代孕也并沒有那么有保障。

　　比如一位印度代孕媽媽曾給日本夫妻代孕，但是孩子生下來之后，日本夫妻卻離婚了。

　　孩子的撫養成了個大難題，“后在印度政府根據高法院指示給予嬰兒旅行證明后，日本政府以人道主義理由向孩子發放了一年簽證后，問題才得到了解決。”

　　除去要與自己有血緣關系的孩子分別，代孕媽媽們還要忍受周圍人的眼色。

　　Vasahti說，當周邊的人都知道她在做代孕媽媽的時候，他們一家在當地待不下去了，人們對他們非常地刻薄，用非常糟糕的話指責她。

　　輿論令代孕媽媽過得很痛苦。

　　像Vasahti這樣的家庭，已經算非常幸福的那一類，因為丈夫和孩子都非常愛她。

　　同樣在代孕之家的一個女人抱怨道，她丈夫總是指望她出門掙錢，而自己好吃懶做，內娜·帕特爾醫生聽完，說，“那就離開他”。

　　“他（丈夫）侮辱我，找我要錢。”

　　事實上，很少有代孕媽媽會離開丈夫。

　　代孕，是對底層女性的剝削

　　2015年，印度政府立法規定，禁止國內女性為海外客戶提供商業代孕服務。在此之前泰國、墨西哥等國家也已經明令禁止商業代孕。

　　因此，印度Anand地區代孕產業鏈發展的經濟遭到了嚴重的打擊。海外客戶的流失，意味著代孕只能為印度本國國民服務，當地代孕媽媽的數量相比之前減少了一半以上。

　　“我挺開心的，我們能舒服地一起過日子了。”

　　那么市場供求催生的利益鏈就此斷掉了嗎？天真。世界代孕交易市場依然興盛，并蔓延到烏克蘭、柬埔寨、中國等地。

　　搜狐“后窗”曾報道過一個代孕版“我不是藥神”的故事，“中國處在一個渴望孩子的時代，‘送子’成為一門生意。”

　　主人公本是普通的生意人，中國人對生育的執著讓他看到了一線商機，于是他搞起了代孕生意。

　　代孕，是條生路。

　　他將國外承認代孕合法的地區作為根據地，把國內客戶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根據地，通過當地的技術，讓客戶成功地得到孩子。雪球越滾越大，誠心求子的中國夫妻將其視為代孕“神父”。

　　那些用子宮孕育了孩子的代媽，在他眼里，也不過是利益驅動，“我這么多年就沒有見到一個代媽對孩子有感情的……都是為了生活而來”。

　　女性面臨極度貧困時，所付出的是作為女性原始的生育能力，用自己的子宮當工具一樣去賺錢。除了代孕，因女性貧困、社會地位不公而造成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比如前文提到的，印度Anand地區人們抗議，表示如果禁止代孕，當地女人或許會“從事更艱巨的行業”，暗指性服務業。而在東南亞地區，女性從事性服務行業更是由來已久。

　　佛光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陳尚懋在論文《泰國性產業的政治經濟分析》中指出，泰國女性的地位始終次于男性，社會對男性的容忍度也比女性要寬容許多。

　　再加上二戰的歷史原因，泰國的性服務產業在二戰后相當興盛，并且該產業產值一度占泰國GDP的10%-14%！眾多女性為了脫離貧困，選擇做性服務者，出賣自己的身體換取維生的成本。

　　在貧窮、性別不平等的社會中，女性常常是先被犧牲的對象，靠女性出賣身體來維持一家生活的情況，至今屢見不鮮。

　　Vasahti希望自己的孩子快樂長大，有一個光明的未來，不要再像她一樣做一個代孕媽媽。

　　自然賦予女性生育、繁衍的能力，是女性給社會的饋贈，為的是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人類一代接一代在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她們是男性的長輩、姐妹、妻女，是男性的血肉至親。

　　但男權社會中，男性往往不懂得生育和繁衍給女性帶來的痛苦。女性的生育付出，回報稀薄，且得不到尊重。

　　同樣生而為人，女人卻總要面對身體被工具化、價值被忽視、尊嚴被羞辱的慘烈境遇。

　　她們活著，卻是為別人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