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洼地”還是“國際慣例”——國際品牌“雙重標準”面面觀

　　從食品到服裝、從玩具到化妝品，從產品質量到技術標準、從售后服務到危機處理，國際品牌近來在中國屢屢遭受詬病，被指采用“雙重標準”。這些品牌“另眼看中國”的背后，隱藏著哪些原因?“雙重標準”是否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中國又是否存在讓國際品牌有機可乘的標準“洼地”?

　　國際品牌“雙重標準”面面觀

　　梳理近年來身陷“雙重標準”之爭的國際品牌，有些是因為在中外采用不同配方;有些是因為技術指標存在差異;還有些品牌則在售后服務和產品召回等問題上，頻頻上演“換臉”戲法，由此引發消費者的各種疑慮與不滿。

　　【原料差異】近引發諸多質疑的國際品牌強生，被曝光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使用不同配方：在中國、美國等13個國家所銷售的強生嬰兒洗頭水中，驗出含有兩種有毒物質;然而，在丹麥等北歐國家及日本、英國、南非等國家出售的同類產品，則不含有這些物質。

　　在食品行業，此類事件也屢掀波瀾。2011年7月，零度可口可樂原液在臺灣被檢出當地禁用的防腐劑，可口可樂對此回應，該防腐劑在中國內地屬于合法食品添加劑;2010年，麥當勞的麥樂雞在美國被發現含有兩種化學成分，而麥當勞中國公司回應稱，兩種物質含量均符合現行中國食品添加劑使用衛生標準。

　　2009年，一份關于轉基因食品的檢測報告顯示，在中國市場上的多種雀巢產品都含有轉基因成分，同時，雀巢已在歐盟、澳大利亞、俄羅斯和巴西等國承諾在其食品中不使用轉基因原料;同樣，沃爾瑪超市在英國承諾“拒絕轉基因食品”，在中國卻并無此承諾。

　　【指標差異】由于各國標準指標各不相同，國際品牌是否“含毒”或“有害”屢屢引發爭議。例如，對于米粉含砷在多少微克范圍內算正常，我國標準和瑞典公布的“含毒”標準相差幾百倍，引發人們對雀巢嬰兒米粉的質疑;而在乳制品、服裝、玩具等行業，國內標準與國際標準在相關指標上的較大差異同樣多次引發爭端。

　　【召回差異】而在產品被指存在問題之后，很多國際企業的應對態度同樣“中外有別”。“強生22次召回都與中國市場無關”“宜家窗簾因存在勒死兒童風險在北美地區召回，但在中國并不召回”“豐田車在中美執行兩個召回標準”……近年來接連出現此類現象：一些跨國公司被曝光產品存在問題后，一方面在國外召回產品，一方面在中國市場“按兵不動”，終均以“產品符合國內標準”為由不了了之。

　　待遇不同，“底氣”緣何而來?

　　有關“雙重標準”的種種指責，大大削弱了消費者對國際品牌的信任度，也令很多消費者懷疑，部分國際品牌是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而以“較低的成本上限配合產品的合格下限”。

　　“更高的上限意味著技術投入和成本的上升。”中國消費者協會專家顧問邱寶昌對記者說，部分國際品牌為了獲取更多利益或因違法成本低，而降低產品標準或采取違規行為，使自身信譽受到很大損傷，這樣做非常不明智。

　　除了企業自身追逐利益外，監管環境的寬松及標準的相對落后也會為企業提供罅隙。按照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實施條例》的規定，相關標準實施后，制訂標準的部門應當根據需要適時復審，復審周期一般不超過五年。但邱寶昌表示，有些標準十年都未修訂，隨著生活水平和科技的發展，初制訂標準時的環境、工藝等都在發生變化，標準也應不斷調整完善。

　　事實上，從食品、日化到玩具行業，我國標準屢屢被專家和消費者質疑“滯后”與“混亂”。邱寶昌介紹說，以食品行業為例，我國不同食品標準之間存在相互矛盾、交叉與指標不統一的現象。《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頒布后，要求衛生部門對現行標準予以整合和統一，但政策的實施需要過程。

　　“相關部門正在加快標準整頓的步伐。”國家食品質量安全監督檢驗中心總工程師曹紅介紹稱，食品行業的地方和國家標準之間并不存在太大沖突，每年也會制訂標準修訂和整頓計劃;至于個別標準長期不修訂的原因，曹紅解釋稱，產品更新速度、各方利益角度不同等現實因素都會影響標準的修訂，很多時候無法一蹴而就。

　　也有專家認為，國際品牌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采取不同標準是種很常見的“國際慣例”，關鍵在于產品是否真正損害了消費者的安全及權益。食品工程博士、科學松鼠會成員云無心向記者介紹說，相關國際組織在制訂食品標準時，會根據實驗數據來確定安全劑量，各國再用安全劑量除以每天可能吃到的大量，以此制訂標準。各地的環境及飲食差異會帶來標準的不同。

　　“基于研究強度和科學依據的不同，各國對同一物質是否有害也會作出不同判斷。”云無心說，比如中國、美國、東南亞等國家都禁用硼砂，歐洲卻并不禁用;歐洲禁用面粉增白劑，美國卻允許使用等。而對于此前引發爭議的可口可樂防腐劑、轉基因產品等，云無心也解釋稱其不會危害健康，消費者無需恐慌。

　　消弭差異，仍需填平“洼地”

　　然而，除了地區環境差異之外，不同社會現實也會影響標準的制訂。無法否定，國內標準的部分指標的確低于其他國家，形成標準“洼地”，給部分企業以可乘之機。從根本上而言，消弭差異仍需填平“洼地”。

　　邱寶昌認為，與國際標準相比，我國當然也有較高標準，但部分標準的指標相對較低，這的確是事實。部分企業的產品在國內銷售時滿足國內標準，對外出口時卻按照國際標準實施，這本身從法律上沒有問題，但也從某種意義上提醒，我國的強制性標準應更快與先進標準接軌。

　　“一方面，企業應做動態調整，鼓勵創新，采用更新更高的標準。另一方面，相關部門不能迎合少數企業，降低標準要求，而應根據社會發展、科技進步等現有條件，制訂相應標準，并應盡量與國際標準靠攏。”邱寶昌說，低標準會鼓勵落后、阻礙技術和社會的進步，這不僅會使跨國企業在國內生產的標準降低，也不利于產品出口。

　　全國政協委員宋林飛也認為，要在研究發達國家技術性標準體系的組成、運作機制的基礎上，收集跟蹤國外的技術標準，建立技術標準信息中心和數據庫。在具體標準的制訂上，政府應加快技術法規、標準和措施的國際標準化進程，進一步健全相關法規。

　　而云無心認為，除了乳制品標準、某些污染物殘留標準比國際要低外，中國標準整體而言是與國際接軌的，很多添加劑標準不但不低，反而更嚴。“我國食品標準大多數還是合理的，即使稍微比國際低，只要真正做到符合標準，對健康的危害是可以忽略的。產生食品安全事故的真正原因，不是標準太低，而是企業對標準的無視和違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