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動物中，男孩是難控制和對付的。”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如是說。但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人們在頭疼男孩調皮搗蛋的同時，更為他們趨向于陰柔、懦弱等方面的轉變擔憂。2009年12月底，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孫云曉通過歷時1年半的數據搜集與研究分析得出結論：中國0至18歲的男孩正面臨著學業、體質、心理、社會適應力等各種危機。

　　孫云曉說：“1999年～2008年，全國高考狀元的統計數據表明，男生比例由66.2%下降至39.7%;女生比例則相應由33.8%上升至60.3%。其中，通常被認為是男生‘優勢領域’的理科考試，也逐漸被女生占領。”

　　經過對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省屬高校統計表明，2006~2007年度，大學男女獲獎人數的總體比例為1∶2.35，北京地區高達1∶2.73;2007~2008年度，男女大學生獲獎比例為1∶2.32，北京地區為1∶2.51。

　　男孩體質下降成為舉國性的危機

　　比日本男孩矮多了：不光是學習成績，同樣參與此次調查的都師范大學心理學講師李文道告訴記者，全國性的權威調查數據表明，男孩體質下降也成為舉國性的危機。“我們知道，中國人一代比一代高。但《2005年中國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報告》指出，中國中小城市男生在11～14歲、15～18歲時分別比日本男生矮0.9厘米和0.5厘米;較富裕農村的男生在這兩個年齡段，分別比日本男生矮了3.6厘米和2.3厘米;較貧困農村的男生則相應出現3.9厘米和3.3厘米的差距。鑒于農村人口占中國總人口的絕大多數，我們發現，7～17歲的中國男孩平均身高比日本同齡人矮了2.54厘米。”

　　胖子飆升 肺活量大降：與此同時，“胖無力”也盯上了中國男孩。李文道說，他們制作了1985～2005年中國男孩體質變化狀況表。20年間，城市男孩的肥胖比例由1985年的0.19%飆升到2005年的11.39%;鄉村男生則從0.88%升至5.07%;相反，20年間城市男孩的肺活量累計降低304毫升，鄉村男孩累計降低312毫升。“一個個數字，是一次次不斷拉響的警報!”

　　男孩集體“心靈危機” 比女孩還脆弱

　　心理疾病發病率是女孩兩倍：體質頻亮紅燈以外，心靈危機也沒有放過“男孩”群體。李文道告訴記者，北京兒童醫院對7 年間19196例病例的臨床分析診斷表明，男性患兒所占比例高達69.19%，其中6～11歲男孩的心理疾病發病率是女孩的兩倍。“其實男孩并不像人們想象中的那么堅強，相反，他們在情緒、感情上比女孩更加脆弱。”

　　孫云曉解釋說，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對6個月大的男嬰和女嬰進行過壓力情境反應測試。他們發現，當母親板著陰沉的臉停止與嬰兒親密交流時，男嬰哭泣和煩躁的次數更多。2007年《中國青少年網癮數據報告》顯示，男性青少年網癮比例為13.29%，女性為6.11%。

　　男孩“女性化”狀況嚴重：在研究過程中，孫云曉也不斷聽到“男孩不男”、“男孩女性化”等來自社會的種種議論。“一位小學四年級的女孩說，我們學校有些男生很討厭，衣服飄飄的，頭上抹摩絲，說話陰陽怪氣;還有一位初三女生告訴我，他們班有幾個男生都隨身帶著小鏡子、小梳子。”

　　應試教育是男孩危機的罪魁禍

　　“是什么原因讓現在的男孩走了樣?”孫云曉說“應試教育”是“男孩危機”的罪魁禍。他告訴記者，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專家鄭新蓉等人曾對全國10個省市的3737名中小學生的學習情況進行過調查。調查表明，男孩更傾向于動手實驗和操作的學習方式，女孩則更傾向于文字及語言類的學習方式。所以在對課堂內容的接受程度上，女孩往往表現得更為突出。同時在對待反感的課程時，她們的忍耐能力也更強。

　　“應試教育以考試為中心，內容多是死記硬背的書本知識，講課也多是單純的語言灌輸。這基本上就在與男孩的天性作對。”孫云曉說。

　　“當爸的”不稱職是重要原因

　　此外，“不稱職的父親”也是誘發男孩危機的原因之一。孫云曉告訴記者，網上2009年有關父愛的調查表明，在1988名被調查者中，60.7%的人認為“現在的孩子缺乏父愛”，26.3%覺得“不好說”，僅有13%認為“父愛并不缺失”。

　　“父親和男性教師在男孩的成長過程中，可以發揮示范和引導作用。尤其在家庭教育中，父親的作用應該大于母親。但由于很多父親更注重物質給予，從而忽略了自己在兒童教育中所要扮演的角色。”李文道表示，中國社會所推崇的“堅強果斷”、“寬容大度”等男性風格，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賴于父子關系的傳承。當父親脫離了“榜樣”角色，男孩會一直生長在“女性圈”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們的審美情結，更有可能成為一種“中性”形象。

　　美國的父道組織用一組調查數據證實，父教缺失與男孩犯罪之間存在密切關聯。在美國，60%的強奸犯、72%的少年兇殺犯、70%的長期服役犯來自無父家庭。上海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長楊雄告訴記者，增加父親的投入角色是拯救男孩危機的必要之舉。在中國，很多現代家庭結構依舊受著儒家文化“男主外、女主內”的影響，媽媽肩負孩子的成長教育。“從心理學上，我們急需打破原有的父母分工，讓中國爸爸回歸家庭。比如近些年，上海開始推廣‘家庭教育課’，宣揚用‘家庭陪伴’替代‘工作應酬’。通過講解，上海市50%的父親都已經回歸到家庭教育的隊伍中。”

　　拯救“中國男孩” 專家建議“出狠招”

　　此外，孫云曉認為提高中小學男教師的比例，同樣可以拯救男孩危機。他解釋說，例如科技課上，老師要求學生設計一艘船。男孩多半會設計一艘裝有槍管和煙囪的簡單船只，而女孩則會精細地把船裝飾一番，配置廚房和臥室等。如果是男老師，他可能更喜歡男孩直截了當的表達方式;如果是女老師，則可能欣賞女孩的細膩。因此，同樣的答案，結果可能因為教師性別的差異而相距甚遠。男孩更需要在教育機制里，得到一種鼓勵。

　　其實，我國政府已經采取相關措施來調整“女重男輕”的教師隊伍。孫云曉說，“2005年，北京東城區教委啟動了‘陽剛計劃’，將通過各種優惠政策提高該區中小學、特別是小學男性教師的比例，由目前的13%提高到50%。”

　　“除去調整教師隊伍中的男女比例，解決‘男孩危機’還可以嘗試改變具有‘記憶性特征’的應試教育。目前上海很多學校開始關閉體育課，拆除施展男孩天性的玩耍平臺，這等于遮蔽他們好斗的天性，逼著他們進入安靜的學習狀態。”楊雄告訴記者，這種做法的后果就是“乖乖男”的誕生。

　　“2004年，我對中法兒童進行過比較調查。中國男孩普遍選擇的游樂方式就是游戲機、電腦等靜止玩物;而法國男孩則大多選擇滑板、球類運動等。從調查中，我發現中國男孩的天性正在扭曲。”楊雄說。

　　“此外，英國新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世界信息化的后工業文明時代，男女在運用電腦的工作表現中，實力相當。男生的‘體力優勢’也在逐漸退化。”因此從男女發展梯度考慮，楊雄后給“男孩危機”下了一貼“猛藥”。“在14歲以前，男孩的生理成熟度始終遲緩女孩2年。我建議在中國的中考和高考錄取過程中，給男孩降低20～30分的入學標準。站在生理學和心理學的雙重角度，等待男孩的‘后勁兒’，而不是一味扼殺男孩成長發育中的天性，留給他們一些鼓勵的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