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對每個人來說都不是一個輕松的決定。對女性來說，僅是生育子女的生理過程就往往充滿不適和痛苦。對家庭來說，有了孩子往往意味著生活的徹底改變。由于小小人類需要長期、完全地依賴養(yǎng)護者，僅僅為了孩子健康成長，已經需要花費很多心血。再者，許多父母將子女的教育擺在位，不惜代價地投資培養(yǎng)子女成才。養(yǎng)育子女對父母的精力和財力帶來相當大的壓力。是否生育，何時生育成為個人權衡利弊后主動做出的決定。千千萬萬的個體生育行為匯集而成，表現(xiàn)為人口的數(shù)量、年齡和性別分布。

　　對于國家來說，人口結構是評估經濟發(fā)展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例如有些理論指出中國的經濟高速發(fā)展的原因之一正是建國初期大量出生的人口在改革開放時期成為勞動人口，帶來了“人口紅利”，使得國家得以積累經濟財富。而如今隨著生育率的下降，曾經的青壯年逐步變成大量的高齡人口，同時又沒有對應數(shù)量的青壯年來補充，整個人口趨向老齡化。隨之帶來的醫(yī)療和養(yǎng)老的花費成為國家財政的巨大開支。

　　綜上所述，正是因為個人生育行為受到多種因素影響，人口結構又對國家經濟發(fā)展密不可分，干預人民的生育行為便成為常見的政府政策調控的目標。

　　以控制中國人口數(shù)量為目的的計劃生育政策已施行了近半個世紀。與世界大部分國家上世紀70年代起下降的生育趨勢相符，中國的生育水平持續(xù)下降。到今天，中國的生育水平在全世界來說如果不是低，也可算是極低。自2013年起，國家逐步放松了“一胎化”的政策標準，開始允許家庭生育第二個孩子。這些政策顯示了國家多年的生育政策從控制管理到鼓勵放松的意識形態(tài)的轉變，也反映了國際和國內社會環(huán)境對生育態(tài)度的轉變。

　　在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巨大的人口數(shù)目被視為國家經濟發(fā)展的頭號公敵。這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許多國家人口大幅增加的背景有關。當時的主流觀點是大量的人口會帶來糧食供應不足和環(huán)境污染問題，為了爭奪資源，不同宗教種族的沖突會加劇，終導致國家大部分人口長期處于貧困狀態(tài)。在這種“人口爆炸是世界未來發(fā)展的巨大威脅”的意識形態(tài)影響下，中國和印度順勢推出了政府主導的限制生育的措施。其他國家，尤其是發(fā)展中國家，也大力推廣各種節(jié)育措施。

　　可是無論是否進行了干預，進行了怎樣的干預，在過去的五十多年里，全球基本上所有國家的生育水平都有所下降，從而導致人口的增長幅度放緩。在發(fā)達國家，生育水平長期維持在一個極低的水平，已達到了導致人口數(shù)目縮減的程度。一個國家長期以來婦女一生生育子女的平均個數(shù)低于2.1就被認為是無法維持人口更替。很多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的生育率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就低于這個數(shù)字。尤其在東亞，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日本、韓國等地的生育率全球長期墊底。這些地區(qū)的婦女一生生育子女的平均個數(shù)長期介于1和1.5之間。推遲結婚、延遲生育、不婚人士的比例增加。許多人口專家因此開始擔憂勞動人口減少以及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相關財政問題。鼓勵人民生育，也因此成為越來越多國家政府施政的目標。

　　鼓勵生育有多大空間？在網上討論生孩子的問題時，常見的評論就是：沒錢沒空！接下來就是略帶調侃的評論：究竟是手機不好玩還是電視劇不好看，為什么要去生孩子？這些評論反映了兩個現(xiàn)象。

　　，生育子女對個人生活帶來的巨大沖擊，尤其是養(yǎng)育子女對經濟和時間的高要求。孩子幼時需要一位全職投入的看護者，還需要一定的家庭收入來支持。在沒有外界幫助的情況下，雙職工家庭很難做到。人們抱怨生育孩子有壓力說明人們的實際生育子女數(shù)目低于理想的子女數(shù)目，生育政策可以緩解這些壓力，產生積極作用。

　　發(fā)達國家常見的鼓勵措施有：給有養(yǎng)育子女的個人減稅和給予金錢補貼、延長保障就業(yè)權利的產假、補貼托兒所、提供早期幼托服務（3歲前）、增加嬰兒喂奶換尿布的場所等。這些措施主要目標就是減輕生育子女對生活帶來的經濟負擔和時間沖突。

　　第二，人們的個人選擇越來越多樣化。婚姻家庭可以是一個選擇，而非一個默認模式。尤其是在生活壓力巨大的今天，年輕人尚且自顧不暇的情況下，推遲結婚和生育是必然趨勢。許多調查和研究顯示中國育齡人口的理想子女數(shù)目低于兩個孩子，低于發(fā)達國家長期調查的2.2個子女的結果。這種現(xiàn)象反映出“一孩政策”對人們價值觀長遠的影響。如果越來越多的人覺得沒有孩子也可以，兩個孩子已是極限，鼓勵生育的措施短期內很難取得明顯效果。

　　生育水平下降的時期正巧也是女性經濟地位的提高的時期。女性經濟地位提高是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嗎？在中國同居生育依然罕見，要想促進生育，只能先促進人們結婚。在近喧囂塵上的流行語里，例如城市里的“白骨精”“剩女”等，都暗含著將低結婚率和低生育率歸因于女性經濟地位的提高。這也符合家庭經濟學里教育程度高、職業(yè)發(fā)展好的女性為了婚姻家庭要付出的代價就高，從而選擇單身的理論。

　　但是近年來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的婚姻生育和女性的經濟能力的負向關系逐步弱化（甚至包括日本和香港）。換句話說，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或者積極工作的女性，結婚的可能性并沒有比教育程度低的沒有工作的女性低，生的孩子也沒有比教育程度低或者沒有工作的女性少。引導這些變化的一方面是北歐等家庭福利優(yōu)越，工作彈性大，男女平等程度較高的社會，婚姻生育對女性的經濟地位獲得沒有太大的負面影響；另外一方面就是發(fā)達國家面對極高的生活消費壓力，女性的經濟地位對家庭的形成和穩(wěn)定至關重要。這些證據顯示經濟地位高的女性結婚難、生育子女數(shù)目少的情況是暫時的，反映的是婚姻生育對女性經濟地位造成的嚴重負面影響。性別平等的進步可以降低生育對女性在就業(yè)方面的負面影響，即使子女年幼，父母也可全職工作，從而保證家庭的經濟收入，反而可以促進再生育。

　　個人的生育決定涉及到家庭收入、身體狀況、工作-家庭平衡等多方因素。生育政策也是多方領域合作的結果，其后果也是多重的。

　　比如，通過結合稅收政策和社會保險政策對父母進行金錢補貼的政策，通常來說對低收入的家庭的生育激勵作用更強。通過醫(yī)療政策的改進，可以協(xié)助個人生育意愿的實現(xiàn)。例如英國政府對夫妻進行試管嬰兒所需的費用進行補貼，使更多迫切希望有孩子但生理條件不允許的家庭更容易克服經濟上的困難。這樣的家庭在人們生育子女年齡不斷推遲后會越來越多。普及和推廣科學的無痛分娩，產后及時跟蹤產婦和嬰兒的健康狀況等都可以降低人們對懷孕生產和產后恢復的焦慮和恐懼。各種節(jié)育信息的宣傳、免費咨詢和節(jié)育技術的普及可以降低產生“計劃外”生育的風險。

　　生育政策的有效性也要考慮多方因素。例如在德國，延長的女性產假往往并沒有提高生育率，反而降低了女性產后回歸工作的可能。幼兒園費用的降低以及子女低齡入園初是為了促進雙職工家庭模式，卻間接促進了人們生育子女。因此，對人們生育的干預涉及多種因素交互作用，干預也并非是單向的，不同人群對同一政策的反應也是多重的。在家庭生育干預方面，其他國家有許多政策已經施行了多年，也進行了大量的政策評估，其中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大部分學者對中國未來人口發(fā)展的走向呈保守估計。人口數(shù)據顯示即使開放了二胎生育也沒有帶來預期中的嬰兒潮，生育個孩子的年齡卻一直在延后。鼓勵生育的政策應當針對的是減輕生育對職業(yè)和個人生活帶來的壓力和負面影響，針對多種影響生育的因素進行干預。

　　筆者以為，政策沒有必要談到低迷的生育水平就色變。人口經濟理論無法考慮到許多預期不到的因素，比如技術的革新，產業(yè)的升級，健康壽命的延長。這些因素都可以變相提高勞動人口的素質、數(shù)量、和效率，以新的形勢促進社會經濟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和人口政策從根本上應當多多考慮、關懷、尊重個人的生育意愿，提升人們實現(xiàn)理想家庭模式的機會。